在前线庆祝圣诞节和新年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其中古老的仪式与极端的战壕生活条件交织在一起。这些日期起到了心理补偿的作用,暂时将士兵带回到“正常”的世界,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宣传工具。历史学家如杰伊·温特指出,战壕节日成为通过肯定普遍价值的一种形式来对抗战争荒谬性的集体抵抗。
最著名的情况是1914年圣诞节前夕在西线发生的自发停火。德国和英国士兵在伊普尔附近走出战壕,交换了纪念品(纽扣、口粮、烟草),唱了圣诞颂歌(尤其是“Silent Night”),甚至踢了足球。
有趣的事实:有关于在月光下“即兴比赛”的回忆,其中球门由钢盔充当。足球的历史性受到质疑,但这一形象已成为文化原型。这次休战,在某些地方一直持续到新年,没有得到指挥部的批准,引起了双方高级指挥官的强烈不满。在随后的战争年份,这样的大规模兄弟情谊已经通过节日前的炮击和部队轮换来制止。
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士兵们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
装饰:战壕用弹壳制成的蜡烛、用刺网和树枝制成的圣诞树、带有圣诞故事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由交战各国大量发行)进行装饰。
节日餐桌:标准口粮由来自家的包裹(德国的“Liebesgaben”-“爱情礼物”)或战利品补充。在俄罗斯帝国军队中,根据命令,士兵们可以获得额外的肉食和“酒水份额”。
象征性实践:用枪支代替战斗射击,阅读信件,集体唱歌。这些行动创造了一个临时的“节日社区”,克服了常规的等级制度。
在前线迎接新年具有更世俗但同样深刻的性质。它常常伴随着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担忧。在苏联红军的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政治委员批准了为士兵(例如,在掩体或地窖中)设立圣诞树,作为心理支持的一种形式。1942年的著名海报“战斗新年”描绘了与圣诞老人一起的战士,圣诞老人骑在坦克上。
有趣的事实:在东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在来自家的包裹中收到了“圣诞老人毛衣”,而苏联士兵收到了带有“乌拉尔新年问候”或“打倒法西斯!”的刺绣茶壶。这些物质文化反映了节日不同的符号学:对家庭温暖的渴望与动员的意识形态。
节日被积极用于宣传。领导人的广播讲话(例如,罗斯福总统或戈培尔总理的讲话)、专门的战地报纸特刊、带有爱国主题的明信片(英国的有国王士兵,俄罗斯的有民间英雄)——所有这些都用于动员。然而,在士兵的信件和日记中,也透露出另一种情感: 对世界的渴望和对下一个节日的生存希望。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里可以引用维克多·特纳关于过渡性的概念),战壕中的节日代表了一种“过渡仪式”——一种“介于世界之间”的暂时状态(世界和战争、生活和死亡之间)。共同进餐、唱歌、交换礼物象征性地恢复了战争破坏的社会团结。这是在全面非人性化面前肯定人性的行为。
战壕中的圣诞节和新年庆祝活动并没有作为奇闻轶事留在历史中,而是作为人类适应能力的生动证明,即在混乱的中心找到正常性的岛屿。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即使在最没有人性的条件下,文化代码和共同体的需求仍然继续决定人们的行为,在战争中创造脆弱但重要的和平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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